中国同性恋婚姻合法化应该缓行

在今年的情人节，2月14日傍晚，李银河老师在网易微博上发了一条微博：“我不知道在中国到底有多少人赞成同性婚姻，它的好处不用多说了。中国有3-4%的人不生育，最高兴的应当是国家计生委。此外男男性关系中艾滋病感染率在急剧升高，如果有了同性婚姻，能救很多人的命。如果同意在中国批准同性婚姻的人就转发一下吧，我想做个试验，看看究竟有多少人赞成。”

这条微博转播有1400次（截止到2月18日23点），评论有3千多条，有相当多的同学表示赞同，当然也有部分同学反对，在理性的反对者之中，最著名也最有代表性的，应该是时代周报的首选评论员李铁同学。

在论述这个问题是，李铁同学表示：“李银河说到，中国社会不存在一些宗教的因素来限制同性婚姻。其实，这很可能并非中国之福。西方社会的基督教传统从几千年前一直延续到现在，至今仍是社会的核心价值。西方社会在面临同性婚姻这样的创新诉求和冲击时，还有健全的传统保守力量制衡它。这种制衡非常重要。中国则不同，这种制衡已经不复存在，因为中国的传统已经断裂。尤其是性别、婚姻这些人类文明基石性的东西，在变革的时候要慎之又慎。传统是几千年智慧与教训的沉淀与结晶，几乎所有稳健的主流文明都不能当街做爱，都不允许乱伦、恋童，也不允许同性结婚。主流文明在性方面的这些共识绝非偶然，这些传统是合理性的沉淀，是人类一些基本属性和生存状态的必然要求，我们有理由对这些最基本的传统保持一点敬畏之心。

文明离不开抽底追问式的创新，但同时也须尊重传统。思想家们看到，欧陆的唯理主义哲学具有极强的破坏性，容易导致灾难性的后果。而英美的经验主义哲学，则能为自由社会提供更坚实稳健的基础。唯理主义诉诸最高原则和公理来进行抽底追问，而经验主义拒绝用那些抽象的原则去一刀切，经验主义者充分肯定传统的价值，讲究渐进地、一层层的务实地推进文明。

很显然，我们不能单靠抽象的逻辑和抽底追问的原则来建构我们的文明。维特根斯坦说，脱离了具体的语境，我们可以把任何行为解释得符合任何规则。这样表面上是追求解放，带来的很可能是奴役和混乱。早在一百多年前的法国大革命中，人们就领略了这种唯理哲学的破坏力。一百多年来，人类还在不断为这些乌托邦思维方式付出代价。”

在中国的自由知识阶层中，赞成李银河老师观点不在少数，当然，其中多数人赞同的根本原因不是李银河老师在那条微博中说的“减少整个社会生育率，减少男性同性恋者的艾滋病患病率”这些“实际”的理由，而是把婚姻视作一种完全的私权力范畴，强调的是人对私权利的自主权。

而俺，做为一个信奉自由主义的老农民，这一次则更倾向于站在李铁同学的一边，主张同性恋婚姻合法化应该缓行。

首选要声明，俺认同同性恋是人类正常爱行为的一种，本身并不存在道德上的问题，但认可同性恋的正常化，不等于赞成立即实现同性婚姻的合法化。

除了李铁说的伦理学上同性恋婚姻可能带来的问题外，还因为俺以为婚姻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私权利问题。

为什么说婚姻不是一种纯粹私权利范畴？因为婚姻本身无论从现实还是法律上来看，都是一种社会化的行为，一方面涉及到社会的角色认可，一方面又涉及到公权力的保护和认可，而不仅仅如同同居行为一样“单纯”，或者我们可以进一步说，婚姻所保护的实际上不是爱情，而是一种法律上的承诺，以及由这种承诺带来的财产和人身关系变化（孩子的抚养探视权）。

实际上，世界上除了少数国家和地区，比如台湾地区还有“通奸罪”（台湾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条规定：「有配偶而与人通奸，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。其相奸者，亦同。」）这种对婚外性行为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况外，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实际上对婚姻的保护，实质上一方面是通过所谓社会角色的责任感，另一方面是通过对婚姻“过错”方在财产和孩子抚养权等分割上进行“惩罚”来实现的

正因为婚姻所具有的这种特性，婚姻追求公权力来“保护”，那自然也不能说是一种纯粹的私权利，婚姻角色，同样也是一种社会角色，因此要追求同性婚姻合法化，自然也不能回避婚姻在社会学和伦理学上承担的责任。

因此在一个社会中要实现同性婚姻合法化，也需要得到这个社会多数人的认可才是一种合情合理的行为，这需要整个社会的观念对此的认同和宽容，而回到中国的现实，如果进行全民调查，而不仅仅是在知识阶层中进行调查的话，目前能认同同性婚姻的，能占到多数吗？

所以对同性婚姻合法化，不应是一种理想主义的行为，而应该是一种现实主义的选择，在整个社会没有就此达成共识的情况下，操之过急，未必就是一件好事情，与其现在匆忙强行推进，不如加以时日，在整个社会有共识之时再提到议事日程更为合情合理。

老军医博客

各有所爱，不影响别人就行。爱谁谁去。